对夏朝的质疑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在此之前基本没人怀疑夏朝，随着国外考古学传入国内，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开始，以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郭沫若等人为首的学者开始质疑夏朝的存在，并运用一些研究手法，出书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形成了著名的“古史辨派”，他们不仅怀疑夏朝，而且对古代的很多著作都有怀疑。
顾颉刚有一句名言是：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话的意思是说：古代史书的记载都是后来通过传说一层层积累起来的，所以未必可信，而且时代越往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古史辨派把自己的观点都记录在《古史辨》这本书中，这书是在1926年出版的。
顾颉刚的《古史辨》中国五千年历史一般是以司马迁所著《史记》为开始的，《史记》中的第一篇是《五帝本纪》，讲的是三皇五帝时期的事，从黄帝时期一直讲到尧、舜、禹，《史记》中的第二篇是《夏本纪》，第三篇是《殷本纪》，第四篇就是《周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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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辨派在怀疑中国历史时，不仅仅只怀疑了三皇五帝和夏朝，而且还怀疑了商朝和西周，直到公元前841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开始，才认为是中国的信史，在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考古是一片空白，古史辨派怀疑这些历史不存在，证据就是逻辑推断。
比如说司马迁所在的时代离夏朝有两千多年，所以不可信，再比如时代越靠后，传说中的古史期越长，传说中的历史人物越容易被放大，古史辨派所有的证据就是这类推断，没有任何考古证据，也没有史料证据，唯心观较强，所以这仅仅是一种怀疑，并不能成为论点。
司马迁与史记顾颉刚甚至有一些非常可笑的论点，比如他认为大禹治水的真相是：大禹是一条类似于蜥蜴的爬虫，是九鼎上刻的一种动物，是不存在的。先别笑，这可是顾颉刚经过研究考证出来的，在今天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大禹治水这事在西周出土文物“遂公盨”上是有记载的，也证明了顾颉刚论点的错误。
如果古史辨派的论点成立，为何我们要相信20世纪20年代的学者，而不相信几千年前司马迁这样的史学家呢？完全可以用古史辨派的证据来反驳他们的观点，但是不可否认，古史辨派也带来了正面的意义，就是推动了考古学的发展。
《古史辨》这本书出版2年后，殷墟开始发掘，这是中国第一次大规模进行考古，第二年，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参与了殷墟的发掘，由于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技术条件落后，缺少经费，殷墟考古虽有文物出土，但一直进展不大，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大规模进行殷墟的考古，还在1976年发现了妇好墓，又经过十几年的考古发掘，累计出土甲骨文达到15万多片，然后又经过大量的研究，才破解出部分甲骨文，同时也证明了殷墟是商朝的都城之一，确定了商朝为信史。
甲骨文证明了商朝的存在最为重要的是甲骨文中记载的商王世系与史记中记载的商王世系基本吻合，这就达到了史书记载与出土文物的高度一致，以此确实了商朝为信史，这一发现打破了疑古派的错误怀疑，证明了西周与商是信史。
中国史学界对夏朝的认识与态度也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疑古派大出风头，几乎成为当时史学界的主流思想，甚至有极端疑古派学者为了否定而否定，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疑古派的大量观点被证明是错误的，这一学术派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逐渐消逝。
由于出土的文物证明了商朝的存在，并与司马迁《史记》中的记载基本一致，既然《史记》能准确地记载商朝，那么夏朝也应该是存在的，所以史学界对《史记》夏朝的记载开始持肯定观点，但是受到疑古派思想的影响，部分史学家在20世纪中叶仍然对夏朝是持怀疑态度的，这个时期怀疑夏朝与肯定夏朝存在的学者都有。
遂公盨1959年，在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的带领下，开始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发掘，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一直到21世纪初，考古学家们一直在对二里头遗址进行考古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考古界对于夏朝的态度也不断发生变化。
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经过对二里头考古的实践工作后，写出了初步的工作报告《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这篇报告中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
据古代传说，商朝之前有一个夏代。近几十年来虽说一部分疑古派学者对夏禹个人的人格问题发出若干疑问，可是对于夏代的存在问题并没有人怀疑，但是在考古研究方面，夏代还是一个空白点，这岂是应该有的现象？
二里头遗址从这段话能看出来徐旭生及当时的学者对夏朝的存在是没有疑问的，只是因为考古方面是一片空白，所以需要继续进行考古工作，以证明夏朝的存在，徐旭生在他的另一部书籍《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中，认为中国历史是从炎帝、黄帝时期开始的，也从侧面证明了他是相信夏朝存在的，这代表了20世纪6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夏朝的态度。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曾经被七个国家授予院士称号，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国文明的起源》中说到：
至于二里头文化与中国历史上夏朝与商朝的关系，我们可以说，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是相当于历史传说中的夏末商初，但是夏朝是属于一个传说中比商朝为早的年代，这是属于历史（狭义）的范畴，在考古学的范畴内，我们还没有发现有确切证据把这里的遗迹遗物和传说中的夏朝、夏民族或夏文化联系起来。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爵夏鼐的这一观点成为保守考古学家的一种通用观点，这种观点既不否认夏朝也不肯定夏朝，而是以考古为依据，找到一分证据就说一分话。包括后来的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也是持同样的观点，许宏与夏鼐也有不同的地方，许宏在他的著作《最早的中国》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
作为中国文明与早期国家形成期的大型都邑遗存，二里头遗址的重要学术地位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公认。同时，二里头遗址地处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也大体在夏王朝的纪年范围内。因此，二里头遗址理所当然地成为探索夏文化与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
从许宏的这段话中也能看出，他认为二里头遗址比商朝早，他在书中也称二里头文化为先商文化，因为二里头遗址所呈现出来的文化与商文化完全不同，书中用了大量的篇幅来介绍二里头文化的特点及与商文化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许宏认定二里头遗址是文明，也就是说许宏认为在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文明，至于是不是夏，他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龙按许宏的观点及对二里头文化的考古已经证明了商朝之前一个文明，二里头遗址有发达的青铜文化和早度成熟的宫殿建筑，许宏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最早的中国，也就是中国进入文明的开始，这是从考古学上论述的，而不是史书，唯一遗憾的就是没有找到证明夏朝存在的文字。
也就是说，从考古学上，中国的考古学家们已经证明了二里头遗址是比商朝早的文明，注意是文明，这就存在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二里头就是史记中的夏朝，另一种可能是二里头不是史记中的夏朝，但是中国历史第一个文明的朝代，至于名字是不是叫夏，就需要继续考古了。
从西方考古学上来讲，文明是有三个要素的，也就是：一要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二要有发达的城市建筑，三要有文字。二里头遗址也发掘过一些文字和符号，但由于目前没有破解，并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字，这也是很多人怀疑夏朝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死死咬住目前夏朝还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或者说没有破解已经发现的夏朝文字。
疑似夏朝文字随着考古的继续深入，在1996年以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都城的说法，并且认定二里头遗址一期到四期就是夏文化，刚提出这个观点时，引发了学术界的激烈辩论，到20世纪90年代后，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邹衡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包括《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试论夏文化》等，大多收集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中，邹衡是采用一种文化的比较方法，在出土文物上呈面的不同的特征来区分商文化与夏文化，论文集中详细地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与商朝文化的完全不同，以考古的方法论证了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就是夏文化。
邹衡还有一句名言，是这么说的：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他的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早就发现了夏文化，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区别夏文化与商文化，邹衡的这种用文化差异比较来区分夏文化的方法，成为史学界研究夏文化的一个方向，考古学家孙庆伟在他的《鼏宅禹迹》一书中，也是用文化差异来论证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这都是从侧面证明了夏朝的存在。
二里头遗址截面图夏朝是没法证伪的，因为不管是史书的记载，还是考古学的研究，都有证据支持在商朝之前是存在一个文明朝代的，区别就是：史书认为这个朝代是夏朝，但考古学并无证据证明这个朝代是夏朝，只知道这个时代存在，至于是什么朝代，考古上并不能确定。
所以少数保守的考古学家认为夏朝还不能确定，比如许宏，但他们并没有否定商朝之前有文明存在，这是最重要的，但总有些人曲解了他们的意思，认为没有发现文字证明夏朝，就是夏朝不存在，这是不能划上等号的，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于夏朝的态度就是两种观念，一是像许宏这样的，认为夏朝还不能确定，只能确定商朝之前有一个文明，另一种就是像邹衡这样的，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夏朝是存在的，这两种观点中，没有人认为夏朝不存在。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兽面纹铜牌饰对于夏朝的怀疑大多来自国外的学者，由此也影响了一批人，国外学者的怀疑有各种原因，既有学术上正常的争论，也有文明之争，更有背面深层次的政治原因，事实上，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对于国外历史持怀疑态度，比如国外所谓的希腊文明与埃及文明，就有很多人怀疑是伪造的，由何新、黄河清、程碧波、董并生、诸玄识等中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欧洲文明史察疑》，从考古学、历史文献、语言学等各个角度对西方历史进行了科学的怀疑。
整个世界历史中，唯有华夏历史是连续不断的，也唯有华夏史书是前后呼应并延续的，五千年文明从未断代，文字、语言、文化都是一脉相传的，商朝不可能突然出现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成熟的文字也不是一天形成的，都是华夏先民一代一代过渡而来的，商朝之前存在一个文明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了，这足以证明夏朝的存在了。
